根本没有得到遏制，结果愈演愈烈，终于演变成了人间悲剧。

萧伯纳说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不会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河南大饥荒就是最好的历史经验教训！

1940年政府迁都重庆，为保证战争时军粮供给跟上，各省实行“征实”制度，并且规定虚报灾况者给予重惩，对征粮有功者给予嘉勉。

正是因为这一制度，让地方官员对上报灾情这一事顾虑重重。

1942年春季，河南灾情已经出现。多县上报灾情求助。然而当时的省主席李培基，却不敢如实将灾情上报给委员长，眼睁睁的看着河南灾情日趋严重。

抗战爆发以后，，河南作为中日对决的主战场，倍受战争蹂躏，农业受损严重。

1942年侵华日军频繁轰炸河南豫中、豫西地区，当时驻河南的 百万军团，所需的军粮、马草甚至兵源补给，全部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运输消耗。

这无疑让饱受天灾的河南人民雪上加霜。

1942年大饥荒爆发之前，河南已经连续被压榨了五年，期间征兵、征粮都是全国之首。

哪怕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经过大量地、不断地交粮纳税后，农民们几乎不剩任何粮食储备。

到了1942年河南麦收仅一两成，秋粮又绝收，面对如此困境，当时河南征收征购的粮食仍居各省第一！

1942年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情况下，汤恩伯乘机大发国难财，面对大量灾民，他没有开仓救助，反而“封仓贮粮”造成粮价飞涨，还在重灾区抓壮丁，大建官署，甚至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造成累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水旱蝗汤，河南四害”这句河南当时广为流传民谣中，“汤”指的就是汤恩伯。

在这些压榨下，一步步造成了河南特级饥荒悲惨的局面。

随着灾情的愈发严重，国内一些报纸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其中《大公报》的一篇报道令委员长尤为愤怒。

主编王芸生在一则社评中，揭露了国民政府对河南灾民征粮的残酷，还谴责了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笔锋犀利，证据确凿。

委员长看到后愤怒下令让《大公报》停刊三天。

但此时的委员长仍不相信河南灾情。

“大老爷，老百姓们撑不住了，已经开始有人逃荒了。”向才贵又开始哭泣：“可是，地方官员不允许我们逃荒，说人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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