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一辆黑色宝马牌轿车悄然的在大街行驶着。

驾驶着轿车的施里帝芬踩动了油门，似是随意的地朝后视镜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这时，空气中传来了军乐声，一支衣着华丽的军乐队从一个很高的建筑门廊里走了出来，然后他们就走上了街道，一旁还有一些围观或站在那里行礼的军人。

施里帝芬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地铁的附近还有几处自动电话可供使用。

在菲舍尔马尔克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固定的地方打电话没有一丝好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对一直以来，施里蒂芬都在严密而谨慎的对待着一切。

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你处饮啤酒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与德国服装完全不同，可以一眼认出，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警察局报告。

既然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猪”也披严襟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元首动人地称作为“上等人种”的头上了，他们这些“上等人”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日开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

……施里帝芬在地铁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宝马”牌汽车转了一圈，留意到警察偶尔会留意到自己的汽车后，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车，否则警察可能会层层向上报告。

作为一名国防军参谋部的官员，施里帝芬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帝国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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