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总理，这是一件好事，可以去宣传总理的榜样和美德，让人记住这个为国家付出自己全部的伟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己可以从此中获得好报——钱！

良知和贪婪就这么在两个人的心中漫延着，这种绝妙的结合促成了两人合作收集资料，以书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人物传记，一部为在世之人书写的史书。

正像叶庆波推测的那样，国内的民众渴望读到有关这个他们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或者说传记，自从司马宣布将在任职到来后，退出政坛开始，报纸上到处可以看到报界对“中国国第一位依靠内心道德力量，自觉放弃了手中的权力的爱国者”的赞扬，无数的关于司马的奇闻轶事以及他人的回忆充斥在报端，甚至还有一些仅仅依靠作者的在总理过去无意透露的少时生活的基础上，描述总理的“少年和海外游历”时期的经历，但在人们看来，这些报道大都是失败的，并不是的他们所渴望看到的。

而对于埋头书写“前所未有之史书”的叶庆波和程立扬二人而言，这些报道却令他们可以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扩张文字，利用别人的错误来完善自己的小说。在写书的过程中，两人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写一部小说，写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子孙后代敬慕的眼光”，这本书即不是青少年读物，也不是非小说类读物，而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吹捧小说，只是为了吹捧一个人，而这恰恰是国民所需要的。

共和6年12月15日，当外界在为总理的即将离去而感到婉惜而不舍时，在上海的一家印刷场内，一本传记已经开始进行最后的校排工作，印刷的数量是50万册，当印刷厂全力以赴完成这个定单时，远在数千公里外的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坐在总理面前的叶庆波只觉得的背后不停的冒着冷汗，自己写这本书时根本就没有征得传记主人公——总理本人的许可，而现在自己甚至倾家荡产的去开印这本书，在求见总理之前，叶庆波曾把印好的样书赠送给上海、江苏的议会以及政府的高官，他们对这本书非常看好，甚至书籍还未出版，一些官员和各党派的精英们就已经向自己表示购买的意向。

“这本书中描述的正是中国青年的真正楷模，正是总理本人的最真实写照！”

在他们的称赞声中，自己才能得到了宝贵的引荐信，得已求见总理。可在见到总理之后，叶庆波才后悔自己的莽撞，或许自己不应该写这本书，难道那些比自己更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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