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西北竟然还存在着鞭刑，邵振青不禁惊讶的开口说到，对于鞭型，因为过去的写作的关系，邵振青对此还是有一些了解。

《尚书。舜典》载：“鞭作官刑”就是说鞭刑较轻，一般不会致死，专门用鞭子对官吏进行教训。汉代以后，鞭刑时兴时废，延续未绝，多有鞭刑记载，大多将犯人脱去上衣鞭打其背。

康熙八年定条例：凡笞杖罪名，除旗人鞭责外；民人折责。概用竹板，大头阔二寸，小头阔一寸五分，重不过二斤。

虽说相比杖责，鞭刑虽说较轻，也因此成为旗人的特权。但是也是鞭击入肉，使受刑者皮肉皆开，疼痛难忍，当然旧时鞭刑虽有统一定制，行刑时就看人下菜碟了，关键是人情和贿赂多少如何了，可是尽管如此，自共和后，鞭刑便被废止，怎么在西北又出现了鞭刑，这正是邵振青惊奇的原因。

之所以使用鞭刑，实际上是司马吸引后世新加坡的经验，对付大多数某些罪行，在惩戒中使用‘鞭打’是必要，只有鞭打才能产生实在、长久的效果，同时对旁人产生直接威慑！

“在西北鞭刑只是手段罢了！建立秩序、规则才是目的！正是西北的酷律，保持着西北的秩序、规则，在西北，人们所崇拜的是力量、技术、秩序，西北人讲求踏实、严谨，万事都从诚实可靠着眼，对待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在西北最不能容忍的一是混乱、二是欺骗、三是油滑、浮夸。”

黄之远半闭着眼睛，尽可能的用贴切的词语来形容半年来他所知道西北，对于西北的一切都黄之远为之惊讶，当然黄之远知道，这一切全部是建立的酷律之上，依靠酷律来扭转的国民性。

“庆之，西北公司有什么权力执行这一切，他们有什么权力强迫别人的接受他们的规则，还有他们想要的秩序，靠鞭刑和重罚吗？这就是外界所谓的中国希望之所在？在这种拿民众当牛马、当禁固的西北，民主何在、自由何在！”

从黄之远的话里，邵振青知道了为什么西北看起来都是这么景然有序，不可否认这里的秩序也许是全中国最规范的，街道也许是全亚洲最整洁，但是这一切却是建立在酷刑的惩罚之止，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邵振青异常的反感，之前对西北的好感一下荡然无存，于是便开口说到。

“可不要忘记民主和自由就是要靠秩序和规则维系！那么内地呢？在那里你可以享有民主、自由吗？他们的规则和秩序呢？没有规则和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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