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法令赏罚不够严明，根本不是眼下的主要矛盾，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徐石麒只是作为刑部尚书，比较重视名分，不习惯和稀泥。被史可法这么一番说服，他也就认了。于是朱常汸的藩王政策，也就被毫无保留地推行了下去。

……

政策虽然颁布了下去，但执行也需要时间。此前第一次召见福王，就是三月初八下达的，福王拖沓回复、打口水仗，再加上朝中商议，基本上就拖到三月下旬了。

三月下旬，宣召诸王的监国诏书陆续下发，路上还得按远近少则走十天八天，多则一两个月，所以这桩事情，至少要到崇祯十七年下半年，才能彻底出结果。

毕竟宣召诸王也不算紧急军情，不可能用六百里加急去送，只能是用日行一两百里的普通传诏使者。

而藩王们同意启程后，最多也就是日行五十里。这些养尊处优的王爷，又哪里肯骑马奔驰劳苦了自己。

这三个月里，朝廷也不能闲着，朱树人也没有借口一直留京，所以他准备稍微再跟岳父和父亲、史可法商议一下下阶段的大政方针后，就暂时回自己的防区督军、处理民政。

崇祯死了之后，朱树人在湖广总督辖区内的种田攀科技大业，也能有新一阶段的部署了，那些事情同样很重要。否则最多半年，等清军打来，南方夺权倒是夺到了，野心家也都剪除了，结果却打不过清军，那就一切都完了。主次矛盾朱树人还是分得清的。

朱树人算了一下时间，大约四月初，他就可以离开南京，先回自己的地盘，静待朝廷这边政策执行推进。

如果形势危机，他可以在合肥待命，反正合肥也算是他的总督辖区，一有变故一伸腿就能带兵重回南京。如果形势不危急，就回武昌。

所以，三月下旬，朱常汸也趁着女婿离京前，密集抽出时间，专门召集沉廷扬、朱树人、史可法，关起门来私下讨论下一阶段的大政方针。

至于其他四部尚书那些外人，就不用参加了。关门小会开完后，再由沉廷扬和史可法对外据理力争即可，那些朝堂上走流程的细节，朱树人也不会关心，也不会看见。

朱常汸本性佛系，也不愿意多折腾，所以这些秘议一上来，他就先抛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

如今天下大乱，初掌监国之权，到底应该一切照旧、安定人心，还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雷厉风行弄点动作、以示跟先帝在时不一样？

面对这一问，史可法还是想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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