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树人看到这儿，先琢磨了一下。

信上提到的事儿，应该都是真的。

如今是崇祯十二年，明末三饷的最后一根稻草“练饷”，确实是从这年开始加征的，每年有七八百万两银子。

漕运总督朱大典虽然不亲自经商，但他家人都经商，而且专做承包漕运的生意。

而沈家也是富商出身，家里有黄海大沙船百余艘，沈廷扬是崇祯初年才买官转行的——所以他一直力推“漕运改海”。

当然，“漕运改海”确实能为朝廷省很多钱，但同时也是为自家海船队争取订单。因此朱大典家和沈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属于互相断人财路，这是最顶级的深仇大恨。

至于郑芝龙，地球人都知道，长江口以南的东亚海域都是他的，没必要多说。

说白了，信上提到的这三家都是当时的“水运物流巨头”，朝廷指望他们多出力呢。

但是，

如果沈树人一开始就先看到这封信的话，他倒是有可能轻信。

可现在他已亲眼目睹了郑鸿逵阻挠他去南京，事情真要这么简单，郑家紧张什么？

所以，这封信只能信一半。

事实部分可以信，动机部分不能信。

那么，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树人思索了一会儿，觉得这个问题单靠现有证据、还无法正面推导。

不过，倒是可以逆推出一些关节——

比如，他很容易想到，这信函上同时邀请了他和郑森，那就说明，郑芝龙极有可能不是在“阻挠他沈树人去南京”，而是想“让沈家当出头鸟率先装病抗命，然后让郑森也可以随大流不去南京”。

毕竟郑芝龙跟沈家无冤无仇，犯不着对付他这种晚辈。如此煞费苦心，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亲儿子。

但是，郑芝龙又为何惧怕送儿子去读书呢？沈树人愈发不解。

因为他熟读《明史》，知道历史上郑森在崇祯末年，就是去了南京国子监读书的，还拜在了钱谦益门下。

当然，或许没那么早——《明史》没直接写郑森去南京的年份，但钱谦益却是崇祯十四年才认识和娶的柳如是，当时钱谦益的案底还没销，依然在野。

所以郑森能拜师钱谦益，至少是崇祯十四年之后才去的。

如今，无非就是把这事儿提早了两三年。

难道郑芝龙是怕儿子被朝廷扣为人质？可为什么三年后他又不怕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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