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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公子卬点点头。

    他记得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秘鲁就出现了用工荒，他们从澳门大量签署华人劳工，来到南美的种植园、鸟粪石矿区劳作，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效应。秘鲁当时仅仅只有200多万的人口，每年引进华工的商船络绎不绝地横跨太平洋，巅峰时候，单年签署的华工规模在一万三千人以上。

    资本家是会自己核算成本的，相比于一锤子买卖的奴隶贸易，细水长流的雇佣关系似乎更加有利可图。

    从1849年到1874年，秘鲁华工许多人在雇佣期间内遭遇到了种植园主的尽可能的压榨，不少华工起义、逃跑、乃至于自杀。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华人遇到了好心的秘鲁老板，在雇佣期间，攒下了不少的家当。

    雇佣结束后，华人们聚居在利马的华人区，利用积蓄过上了富足的日子。

    秘鲁《祖国报》和《商报》都盛赞了华人区一家永安祥字号的商行：“它因其商品丰富、名贵、花色繁多以及售价低廉和对顾客态度的殷勤而负有盛誉。”

    秘鲁记者索托马略尔在著作《华人的道德》中写道：“事实是中国人战胜了秘鲁本地人，成为他们饭食的供应者，并且在许多行业内打败了他们。这些都要归功于中国人富有的商业才能和吃苦耐劳、善于谋算的精神。这些可怜的，在八年劳役后自由的华人，已经成为拥有自己财富的人，拥有自己公司的人，在公共财富中，他们代表着百万资本。”

    值得审视的是，秘鲁人的善意不是资本家的良心发现，而是华工一次又一次用血的起义换来的。秘鲁的上等人在华工的反抗中，被迫推出了《民法典》。

    第九十九款规定：“作为劳动的报报酬，雇主必须提供食物和保护，在患病期间应当给予诊治。”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华工在劳动期间因故丧失劳动能力，顾主需要给养其终生。”

    第一百条规定：“一年内，雇主需要对华工进行教育，否则合同失效。”

    二战后的苏联也从奴隶的役使中，得到了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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